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是什么时候_-鞭临天下
一六五一年,霍布斯在一场英国内战的废墟之上,写下了他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
那是一个激荡动荡的年代,国王被斩首、议会军取得胜利、旧的教会权威彻底瓦解,一切政治秩序濒临崩塌。
在这样的语境中,霍布斯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人类社会陷入暴力循环、人人自危的状态时,我们该如何重建秩序?国家,又究竟是什么?
在书中,霍布斯的回答令人震惊,也令人清醒。他不相信德性,也不相信神恩。他想象了一头怪物,庞大无比、冷酷无情,由千千万万个人民的身体组成,头部是戴着王冠的君主,手持利剑与权杖。它站在山巅,俯视芸芸众生。
这个怪物就是国家,是我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建造出的庞大暴力机器。
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建立在对人性的彻底不信任之上。他笔下的自然状态,并非桃花源式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满恐惧、暴力与相互猎杀的丛林。人在缺乏权威与规则时,其本性就是狼。其生活,是孤独的、贫穷的、污秽的、野蛮的、短暂的。这种世界不是任何人想要的,哪怕最强大的人,也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处境中,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放弃部分自由,将自身的权利交托给一个共同的权力中心,用它来约束所有人,包括自己。
这个权力中心就是利维坦。
它是怪物,但它也是秩序的源泉。它不是仁慈的父亲,而是理性的产物。它不是情感寄托,而是制度逻辑的极端体现。
国家的本质,在霍布斯这里首次被赤裸地揭示出来: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性延续,也不是宗教神授的权威,它是人类为了逃避混乱和暴力而共同建构的制度怪物,是一种服从换取秩序的契约。
这个思想之所以震撼,不只是因为它提出了国家的冷酷真相,更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国家不是由神创造的,不是不可置疑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被构建、被监督、被限制的工具。
从霍布斯开始,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他揭示了国家的唯物基础,而后继的思想家则是开始用各种手段逐步将这头怪物关进了铁笼子。
洛克强调自然权利不可剥夺,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卢梭则是提出主权在民、社会契约,哈贝马斯重建公共理性。
他们不断推动国家从一种超越万物的意志存在,转向一种被设计、可质疑、讲规则的公共结构。这时候国家的神圣性被解构,国家的本质被还原为一种人为制度,一台规则运行的机器。
这台机器不属于任何家族、王朝或信仰,它的目的不是统治,而是维持秩序。不是塑造道德,而是保护权利。人们认识到,它不是人的延伸,而是理性的结果。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手段。
就在霍布斯写下利维坦这书的同一历史节点上,中国也站在了另一场剧变的门口。
一六四四年,明亡,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入主北京旋即被击退,清军趁势入关,一场改朝换代就此展开。
这种巨大的政治震荡本可以成为中国重新思考国家与权力结构的契机,但历史并未从此转向。
那个年代思想界最具批判意识的士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虽然也对君主专制提出深刻质疑,也呼唤政治改革,却最终仍未能构建出一种类似霍布斯国家机器的制度图景。他们批判昏君,却寄望于明君。他们主张变法,却未能跳脱仁政圣王的传统伦理结构。
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更好的家国,而非一个制度化的国家。
于是,利维坦未能在中国出现。
我们没有构建自己的怪物,也没有设计制度去驾驭它。
这不是偶然,而是文化结构的深层决定。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根植于宗法伦理体系:君主被视为天之子,官员被称作父母官,百姓则是子民。国家的结构与家庭之间没有清晰边界。政治是家庭的延伸,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社会化投射。
在这样的逻辑下,国家不是功能性的治理工具,而是一种情感共同体、伦理道德的永恒容器。
在传统中国,权力从来不是制度性的,而是人格化的;治理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德性化的。
这套思维延续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对国家的认知。
我们习惯于将国家拟人化,赋予它感情、品格和责任。我们说国家不会忘记你,国家要保护你,国家需要有担当。这些表达背后是一种将国家视为人的心理结构,像父亲那样照顾我们,像母亲那样包容我们,像英雄那样拯救我们。
但其实国家不是人。
它没有情绪,也没有德性。它不会哭,也不会笑。它做决策不是出于爱与恨,而是基于预算、规则、政令、效率与利益。它的目标不是感动你,而是运作你,它不是父亲,也不是朋友,而是一个结构。
我们还会把国家看作家庭。
称官员为父母官,要讲忠诚、讲孝道、讲感恩。于是公共事务被纳入亲情伦理结构,质疑变成不忠,批评成了不孝。这种家庭化的国家观念,使得现代制度难以生根,问责机制难以建立。我们更倾向于期望清官,而不是建设制度;更信赖人的德行,而不是权力的制衡。
更深层的,是我们将国家神圣化,使其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信仰。
国家被看作至高无上的存在,不可讨论、不可批评、不可触碰。一旦国家成为信仰,它就变成压倒一切的绝对。现实中的一切问题就难以提出,制度缺陷无法被纠正,公共监督也失去可能。
这种神圣化的国家观,使我们远离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
现代国家应当是人造的,是工具性的,是为了实现秩序、保障权利而存在的机制。它必须可质疑、可设计、可批判,不能是宗教化的、道德化的、人格化的。它不是一个用来信仰的对象,而是一台必须不断调整、监督和限制的机器。
说到底,导致我们真正落后于世界的,从来不是技术,不是资本,不是工业化的起步时间,而是对国家本质的认知。
我们迟到了三百多年。
我们没有在思想上经历那场与利维坦共舞的启蒙,我们至今也没有真正构建起那套科学冷静、理性、规则至上的制度观。
即便今天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国家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公众对于国家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种被情感包裹、伦理浸染、人格化塑形的状态之中。我们距离真正的现代国家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毕竟,国家不需要我们爱它,但它必须可以被质疑。
它不是靠情感运作的共同体,而是靠规则运行的机制。它冷冰冰,但可预测。它没有温度,但有边界。它不是奇迹的载体,而是秩序的容器。它的伟大,不在于像父亲一样宽容,而在于像机器一样稳定。
这才是霍布斯真正的先知性。
他不是国家的设计师,而是国家真相的揭示者。他承认国家是怪物,却也相信人类可以驯服它。只要我们足够理性、足够清醒、足够诚实,就可以与怪物共处。
我们只有在未来某一天,真正承认国家的本质,不再用情感去理解它,而用规则去驾驭它,我们普罗大众才可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启蒙。那个时刻,才是我们真正理解国家的开始。不是去崇拜利维坦,也不是去畏惧它,而是保持清醒,和它共处,把它关进制度的牢笼里,然后继续生活。